第三十七章 惊蛰 (第2/2页)
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在周明远的分析报告旁边批了一行字——“同意周总判断。这属于典型的‘风险预判性储备’，在当前行业惯例中不被视为违法行为，但道德风险极高。建议星核科技内部安全产品遵循同一原则：不做‘预判性储备’，只做‘响应性防护’。”
然后他想起了一件事。多年前，他刚做完初级植入，排异反应最严重的那几个星期，他在网上搜索过“神经接口安全防护”相关的产品。那时候市面上几乎没有——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人觉得神经接口需要安全防护。现在防护产品遍地都是——不是因为技术成熟了，是因为病毒让所有人同时感到害怕。恐惧是最好的销售员，它不需要任何资格证书。
病毒事件惊动了中枢。三月中旬的一个周三，赵豫章在中枢决议会三层中央决议厅主持召开了一次紧急扩大会议。
会议室里色温四千开尔文的LED灯带依然稳定地亮着。长桌两侧坐满了人——中枢决议会七名成员全部到齐，国政委代表、工信部、教育部、科技部、卫健委的主要负责人悉数出席，国家信息安全中心、军方情报部门代表等关键机构的负责人也首次在神经技术监管会议上现身。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病毒事件简报，纸页上还带着激光打印机特有的温热。简报的附录里夹着一份军方通过国安委转来的秘密情报——这份简报被装在单独的加密信封里，封面标注着“绝密”和“本次会议内部通报，不作扩大传达”。参会者入座前签了保密承诺书。
赵豫章在会议开始时只说了几句话，每一个词都像是已经在喉咙里反复称量过才出口。“今天的议题有两个。第一，病毒事件的技术评估与处理方案。第二，国际神经技术竞争态势的最新情报通报。两项议题都涉及敏感信息，请各位在发言时注意措辞的精确性。”
信息安全中心的主任首先做了技术评估，用投影展示了病毒的传播链条和已确认的感染范围，列出了目前市面上已发布的防护产品的技术对比分析。他的结论与周明远的判断高度一致：病毒利用的是行业底层协议的系统性漏洞，而安全公司在事件前已做技术储备，这属于“风险预判性储备”，在现有法律框架中不被视为违法。
紧接着，卫健委的负责人汇报了感染者救治情况。所有感染者都已恢复意识，未发现不可逆的神经损伤，但部分患者出现了继发性焦虑症状——害怕自己的记忆随时被劫持，不敢一个人待着，不敢在公共场合久留。一些老年感染者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打击——他们在公共场合失控的表现被围观者录下来传到了网上。视频里一个老人反复抚摸自己的脸颊，喃喃自语地叫着一个女人的名字。评论区有人笑，有人转发，有人在评论区里打出“老年痴呆真可怜”的字样。他们不知道那是病毒劫持了老人的情感记忆回路，让她把毕生最柔软的回忆反复说了出来。
赵豫章沉默了很久。会议室里只有空调出风口持续发出的低鸣。然后他开口了。
“在讨论国际情报之前，我先通报一份来自军方和国安委的秘密情报简报。内容极为敏感，请各位严格控制传播范围。”
他把简报中的核心情报逐条念出来，声音平稳，每一条之间的停顿都留得足够长。
“第一条。多个国家在过去几年间建立了神经技术实验数据的非公开共享机制，参与方包括国防研究机构和私营军工企业。共享的数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侵入式接口的长期排异反应数据、认知增强模块的实际使用效果评估、以及部分未经完整知情同意的活体实验记录。第二条。某国国防研究机构在过去一段时间内，通过非公开渠道从医学事故中获取了部分脑组织样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神经映射实验。该实验的阶段性成果包括一套可大幅提升认知能力的军用神经接口版本。第三条。同一研究机构的数学团队利用神经增强后的研究人员，成功证明了一道著名的千禧数学难题。这项成果在内部被用作军用认知增强技术有效性的核心证据，即将向外界公开。第四条。参与该数据共享机制的各国之间，目前维持着稳定的合作框架，定期交换活体实验数据和认知增强技术的最新进展。”
他每念完一条，会议室里的空气就收紧一截，像琴弦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格格拧紧。他念完之后把简报放在桌上，双手交叠压在简报封面上，目光扫过长桌两侧，说他今天把这些情报公开通报，不是为了制造恐慌——是为了让各位在讨论病毒事件时，能同时看到更广阔的战略图景。
孟正则在整个技术评估过程中一直保持沉默。他面前那份加密信封已经被拆开了，但里面的军事情报简报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大概是在赵豫章念完之后没有再去翻看。直到赵豫章问工信部有什么意见时，他才站起来，把面前那份情报简报往旁边挪了半寸。
“病毒事件的技术评估，我同意信息安全中心的结论。但我今天想说的事比病毒更根本。在刚才赵议长通报的几条情报中，有一条值得特别注意——某国利用医学事故幸存者的脑组织进行的神经映射实验，已经推动认知增强技术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千禧数学难题是人类智力探索的圣杯之一，数代数学家为之殚精竭虑。现在它被一套建立在活人脑组织上的系统解出来了。这意味着以人为实验体的积累路径虽然残酷，但确实有效。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这是一个已经被摆在桌面上的事实。”
他翻开军事情报简报，翻到某一页，用手指点着其中一段。会议室里的目光都跟着他的手指落在简报页面上，但他没有念出那段文字的具体内容——只是用手指压着那页纸，指节微微用力。“这份情报显示，各国之间定期交换活体实验数据的行为已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合作框架，合作方包括国防研究机构和私营军工企业。我们周边的几个主要经济体都在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他们沆瀣一气，互通有无，在伦理的灰色地带建立了一个合众国从未涉足的技术加速机制。”
他把情报简报合上，放下手指，声音比之前更沉了些。他说他知道接下来要说的话在伦理上存在重大争议，但他作为工信部长，有责任向中枢和国政委如实汇报产业层面面临的客观压力。“合众国在活体实验数据方面受限于严格的伦理审查制度，几乎没有积累任何可比的数据。长此以往，技术代差不会缩小，只会扩大。既然别的国家已经通过灰色渠道获取了大量数据并建立了共享网络，这些数据在网络上传输——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情报层面有所作为？从他们的网络中截取相关数据，不涉及合众国的伦理底线，不需要让我们的实验室去重复他们做过的那些事。只需要在光缆经过的某个节点装一套设备。”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在会议室里扫过每一个参会者的脸庞。那些话一字一顿地落进灯光里，像将烧红的烙铁按入冰水。
林知行在听到孟正则的最后一句话时，搁在桌沿上的手指猛地收紧了一下。他缓缓站起来，右手撑在桌面上，左手按在胸口——不是胸闷，是愤怒。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咬得极其用力。
“孟部长刚才说——‘沆瀣一气’。我完全同意这个判断。那些在灰色地带搞活体实验、在黑市上交易神经数据、把医学事故幸存者的脑组织当成科研样本的国家——用‘沆瀣一气’来形容，已经是客气了。”他的手指在桌上重重按了一下，关节发白，“他们的行为，在我看来，不能用任何技术竞赛的逻辑来洗白。这不是竞争，不是追赶，不是国防需求——这是倒退，是文明的耻辱。未经知情同意的人体实验、利用弱势群体获取科研数据，在现代科技史上曾被反复痛斥为最恶劣的伦理罪行。现在这些国家打着‘国防’和‘竞争’的旗号，把这些脏活重新捡起来，然后互相交换——‘你帮我测，我帮你测’，‘你帮我试，我帮你试’。这不是什么‘技术进步’，这是一群疯子！”
他说到最后一句话时脸色突然发白，右手不自觉地按在胸口，身体微微摇晃了一下，左手在半空中做了一个极小的手势——“不要让我们的青少年……”他艰难地吸了两次气，没有说完后半句。赵豫章迅速示意工作人员上前协助，林知行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但脸色明显不对。会议室里的医生迅速上前，扶他坐下，解开领口，测了脉搏。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呼吸了好一阵子，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医生低声说林总理您需要休息，他摇头，声音很轻但很清楚——“不，我在这里。继续。”他之后没有再发言，只是偶尔端起桌上的白开水，用杯沿压住嘴唇，让冰凉的液体代替一切没能说出口的话。
孟正则在林知行恢复后沉默了很久。他端起桌上的茶杯又放下，没喝，手指在杯沿上反复摩挲。等林知行重新靠回椅背、呼吸平稳之后，他用比之前轻一些的语调重新开口。
“总理刚才说我建议截取外国数据是在‘做脏活’。我不认为这是脏活。我说的是情报工作——是在对手已经使用不光彩手段的前提下，以情报手段获取对方已经产生、但未公开的数据。这不是在国内做人体实验，不是违反合众国法律——这是在自卫。在情报对抗中，获取对手的技术信息是常态。但我要强调——我建议的截取目标是外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技术数据，不是针对平民的监控。这有区别。不涉及在我们自己的公民身上进行任何未经知情同意的实验。”
林知行眼睛半闭，嘴角抽动了两下。赵豫章从会议开始到现在几乎没有说过话。他的手一直放在笔记本封面上，手指没有敲，没有摩挲，只是安静地压着那本摊开的笔记本。直到林知行和孟正则都说完之后，他才把笔记本翻开，翻到某一页。
“本次会议不做具体决定。病毒事件的后续处理和军方情报的进一步核实，将分别由信息安全中心和国安委单独处理，处理结果在下次季度评估时向中枢汇报。”他合上笔记本，手指在封面上轻轻压了一下，“在座各位都是合众国的决策者。我们今天讨论的每一件事——病毒、人体实验、军备竞赛——都在不断试探同一个边界：为了追赶，我们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合众国愿意付出什么代价。这个问题不是今天能回答的。但它不能被绕开。”
他说完之后会议室里安静了好一阵子，直到赵豫章宣布散会，所有人才陆续站起来。他们各自收好面前的加密信封，签了保密承诺书的补充确认函，然后沿着灰蓝色的走廊往外走。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像平时散会后那样在走廊里停下来闲聊——连孟正则都是一个人快步走回了停车场，他的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散会后，秦铭在走廊里追上了韩世清。走廊很长，灰蓝色的地毯吸走了大部分脚步声。秦铭手里拿着那份加密信封，信封口还没封——他大概是想和韩世清讨论一下会议内容，但韩世清只是摇了摇头，没有接信封。秦铭说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些事，韩世清沉默了一会儿，说他以前看过一份外交简报，里面提到了某些国家的神经技术实验，但那份简报里没有提到脑组织样本和千禧数学难题——今天的这些细节，他也是第一次听说。他说这句话时语气很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个已经不再让他感到意外的事实。
秦铭把加密信封夹在腋下，问他这几年从赋分制到条例到现在的认知完整性立法预研，每走一步都能看到前面还有更长的路。这条路有没有尽头。韩世清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窗外。窗外长安街上，惊蛰后的第一场春雨正在细细地飘落。梧桐树光秃秃的枝条被雨水打湿，树皮的颜色比冬天更暗了一些。
“没有。但你知道我最早是从哪里看到这个问题的吗？”他从公文包里翻出父亲的习题集，翻到最后一页，用手指轻轻抚过那行蓝色圆珠笔写的小字——“数学里没有真正的末位，因为总有一个解法的第一步不在统计中。”那个被虫蛀了一半的“计”字还安静地待在纸页边缘，虫洞边缘已经被岁月磨得光滑，微微卷起的纸纤维泛着陈旧的象牙色。他把这一页摊开让秦铭看，说这是他父亲留下来的，父亲是县城中学的数学老师，一辈子没写过什么宏大的著作，只在习题集最后一页留下了这行字。他以前觉得这句话是安慰——不管竞争多激烈，总有新的解法。后来他不这么认为了。这句话不是安慰，是任务。每一次发现新的漏洞、每一次面对新的挑战、每一次国际竞争中出现更令人震惊的情报——都是在证明一件事：那条计算的第一步还远远没有结束。不是末位不存在，是排序本身还没有完成。而在排序完成之前，每一个新发现的问题都是一个新的第一步。
秦铭看着习题集上被虫蛀过的字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韩世清——“你的第一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韩世清把习题集合上，放回公文包。窗外春雨还在下，雨滴沿着玻璃窗缓缓滑落。“很久以前。在我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名字的时候。”
会议结束后，韩世清把林知行送到休息室，确认医生已经做了检查、血压和心率都回到了安全范围，然后才离开。他没有回办公室，而是独自沿着长安街慢慢走着。春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人行道上还残留着几处浅浅的水洼，映出路灯的光。他的大衣袖口被雨淋湿了一圈，颜色比其他部分更深，但他似乎没有察觉。他走到家门口时，发现夫人正站在单元门口等他，手里拿着伞。她说天气预报说今晚还有雨。他说他知道，所以先回来了。夫人把手搭在他袖口湿了的那只手臂上，说开会开晚了。他说嗯，今天的会比较长。夫人没有问会上说了什么——她从来不问。她只是把他的手从湿袖口里拉出来，握在自己手里，说上去吧，锅里还热着汤。他没有抽手，让她握着。春雨后微凉的晚风中，两只牵在一起的手微微晃动。楼道里的声控灯在他们经过时依次亮起。